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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默读求是,做投资世界新格局下

发布时间:2022/10/12 16: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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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年11月12-13日,由投中信息、投中网主办,投中资本协办的“第14届中国投资年会·有限合伙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文为成为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李世默在峰会上演讲全文。

李世默参加“第14届中国投资年会·有限合伙人”峰会

李世默:

大家好,非常感谢投中网和陈总能给我这个机会来与大家分享。我今天的任务很艰巨,“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制度优势和投资方向”,这是个非常大的题目。虽然从事投资工作多年,可以聊出些东西,但放在如此大的语境里,我心里就没底了。很幸运,前天我路过公司的党支部活动室(虽然我不是党员,但他们也让我进去),发现了最新这期《求是》,第一篇就是习总书记在今年的讲话,题目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读完豁然开朗!

首先,总书记对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作了总结,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入了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快速增长的巨大成就。

这里我想提一个看法,对于前四十年的发展,我们身边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读,那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完全是市场驱动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市场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跟我们行业有关的两个大势,可以看到市场背后的国家力量也是关键所在:

第一,中国建立了世界领先的2C互联网产业,头部互联网企业巨大,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这离不开政府鼓励企业创新,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第二,中国实现了制造业的第一轮升级。我们培育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与供应链,在电子制造、新能源等领域还实现了弯道超车。政府从国家顶层设计、产业政策、资本引导等方面入手,起到了全面的推动作用。

这让我想到了今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总书记的另一篇讲话,他提到:“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那么,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在过去的全球竞争中能够让中国脱颖而出呢?我认为,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几十年来高瞻远瞩的中央规划与战略有为的地方治理,我们的制度具备不断改革的能力,我们的中央政府能够结合国内外环境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我们的治理体系能够强有力的贯彻。顺着这一思路,我也通过总结几位我非常尊重的学者的观点,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

第一位学者是费孝通先生。早在80年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敢为人先,组织老百姓兴办企业,当年乡镇企业在全国遍地开花,年的时候乡镇企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乡镇企业在当时成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为我们今后的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费孝通先生将这个模式称为苏南模式,因为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乡镇企业上的表现是最积极的。

第二位学者是我们复旦的史正富老师。90年代之后,乡镇企业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大浪淘沙,我们国家诞生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引进许多外资企业,通过满足内需或是承接国外市场,发展非常迅速。

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对自身的角色做了及时调整,成为了招商型政府,地方政府作为地区发展管理者,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吸引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企业到本地发展,以创造更多的GDP、就业和税收。这造就了中国高于常规的投资率、较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行政效率。

因此史正富教授说,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光是政府,也是实实在在的市场主体,为当时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特别讲过,40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说明:没有正常运行的市场,就没有经济的活力和成长,但没有战略有为的政府,市场就既不会正常也难以运行。

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例子,舜宇光学是我们公司年投的一家公司,那时候的市值大约是3亿人民币,是从一家低端的生产光学仪器的乡镇企业,现在成为了市值过千亿的上市公司。余姚地方政府在年开始帮助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随着电子设备对镜头模组的需求不断增大,舜宇开始快速扩张,但是作为企业他们当时有很多困难,比如余姚当地缺少高素质人才,而且当时长三角电力短缺,工厂也经常停电。于是当地政府立即出面,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舜宇光学的车载光学镜头市场占有率是全世界第一,手机镜头全世界第二,每年亿人民币的收入,40亿人民币净利润,没有政府的推动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么大成就的。

第三位学者是北大的路风老师。随着我们的产业不断升级,服务型政府、竞争型政府也难以满足发展需求了,于是地方政府还要亲自下场,化身为超级VC,来培育产业的发展。最近我们经常说到合肥的故事,说合肥异军突起。其实不是这样的,合肥早在零几年的时候就干过一轮了,而且成果相当辉煌。路风老师在《光变》中讲了京东方的故事,当时几个地方政府在京东方的融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合肥为了引进京东方,连地铁项目都暂停了。

第四位学者是王绍光老师。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能不断改革,做出顺应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战略选择,是因为我们有一套科学的决策体系。王绍光教授在《中国式共识型决策》这本书中以新医改为例,总结了中国政府制定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包括怎么去认定问题、怎么调研、怎么搜集信息、怎么试点,叫做“共识型决策”。

纵览我们公司的成功被投企业,我可以说一半以上如果没有政府的配合和积极推动,是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的。所以我经常告诉我们的投资团队,不要一连投了几个好项目,挣了钱就自以为是,其实没啥了不起的。中国最聪明的人在政府,他们比我们做的好得多。

对于眼下的大变局,总书记谈到,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这次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有被政治化、武器化的风险。

我在这里也分享两个对外部的观察,一个是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前几任美国政府支持、欢迎中国崛起的态度进行了批驳和否定,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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